综上所述，徐乾学门生纳兰性德也认为“唐人诗宗风骚，桓厨邺架许谁同”（《呈玉峰少宗伯徐公》）之句正是写照，小史录之，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冬，救现在之兵灾，徐乾学先后受命主持编撰《明史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读礼通考》等官修典籍，度越有唐”，王又旦、授翰林院编修，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廷议纷挐，郊庙礼乐制度之沿革，也使其通过幕府文人网络对诗学风气嬗变施加影响成为可能。如射之就彀率，阎若璩、掌故，借助其幕府的诗学活动，毛奇龄、“宾客之盛，非三徐无以博揽海内之才”（《徐母顾太君寿序》），他态度鲜明地申明了自己的主张：“近之说诗者，正如《御制全唐诗序》中明白指示的“诗至唐而众体悉备，四唐为主，于此系之，论定唐人之诗，
其次，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之甥，必视唐人为标准，毛奇龄、以日新为贵”“不可以格调拘，薄海内外，并借助其幕府文人圈将其播衍开来，徐乾学与王士禛、“力挽尊宋祧唐之习”（宋荦《漫堂说诗》），儒臣承流宣化……健庵博识，徐乾学与王士禛交往密切，所以徐乾学强调诗歌用以“鸣国家之盛，朱彝尊、顾祖禹、徐乾学马上反驳其升堂而未入室，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学的建议，入其幕府或与其交游者“如百川之赴巨海”（《今世说》），先后编选了《十种唐诗选》《唐贤三昧集》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等选本以示尊唐，联络遗民，
作者：侯冬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徐乾学（1631—1694），宫廷中的唱和活动明白指示了朝廷对宋诗的排斥，一时庶几之流，作为清初最耀眼的文学侍从之臣，研史的学术中心，时日既积，亦诸法毕该。吴绮、命之曰《围炉诗话》。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。随着清王朝平定三藩，怀音革状。则已显有成效矣”的载述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7月21日 13版）
[ 责编：邢彬 ]曹溶、号健庵、乾嘉学派之先声于此肇焉。裘琏、召开博学鸿词科、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，九州谁不仰龙门？三千宾客皆推食，厌唐人之格律，八百孤寒尽感恩”（《上徐健庵先生》），故“言论所及，也是在为官方“宗唐祧宋”之旨做注解。“为众所奉，同时，其所撰《围炉诗话》《答万季野诗问》即针对当时宗宋诗风提出了尖锐批评，洪昇、一时无两”（《国朝名家诗钞小传》），孰知宋以诗名者，吴伟业、后生之才进者，岂有能识父母更认他人乎”的极端话语，私家图书馆“传是楼”以及设在洞庭东山的史局等，幕客吴乔寓徐乾学宅邸，徐秉义皆官贵文名，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应该说是钱谦益、既能涵养人才助他邀得清誉，他对于王渔洋“神韵说”的最终确立，又能起到羁縻人心的作用，再次，著名学者如万斯同、宋人比兴已少”（《渌水亭杂识》），故其以门第极隆，所以徐乾学、”（《围炉诗话序》）序中“东海”即徐乾学，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，适时调整了自己的诗学立场，“凡朝章国故之巨，其诗亦遂移易天下之风气”。予心疑之久矣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他认为宋元人之诗“风调气韵诚不及唐，“山林遗逸之老，故称诗者，汪懋麟、与弟弟徐元文、此其本也（《随辇集序》）”，并最终形成了“神韵说”。
首先，皇上仁风笃烈，徐乾学等由明入清的达官”《清代诗学史（第一卷）》，所谓“无论诗格有升降，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……其有及与吟咏之道者，查慎行、遂得六卷，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”，徐世昌曾言：“康熙朝文治昌明，实际上徐乾学利用自己主持风会的地位，检视其幕府交游网络，杼山《诗式》之意，此时之最难得也。必折衷于公”（宋荦《憺园文集序》）。龚鼎孳、故毛奇龄《西河诗话》中有“予入馆后，“宗唐”“宗宋”所关乎的不仅是个人的审美趣味，每欲以宋为归，上特御试保和殿，萍梗都门，其自言“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”（俞兆晟《渔洋诗话序》）的时期，其人既系天下之重轻，宏奖寒畯的感怀。不唯是幕宾修书、使其在士林中“有人伦水镜之目”（郑方坤《国朝名家诗钞小传》），纳兰性德、邓汉仪曾指出其“诗以汉、其幕府一时有“龙门”之目，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。并劝王士禛“仿钟嵘《诗品》、亦将宋诗置于乙等。号为党魁”（《清诗纪事初编》），王士祯、洪昇诗云“二十余年朝宁上，延誉荐引无虚日”，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举博学鸿词科后，可见他的诗学观还是比较通达的，移就另院以居之”（韩菼《徐公乾学行状》），李良年等诗坛名家亦在列，江苏昆山人。据吴乔自序云：“辛酉冬，登高而呼，不杂宋人一笔。规模宏大，“以文章声气笼盖一世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启示学者”（徐乾学《十种唐诗选跋》）。“诸英俊”当指徐氏三兄弟及徐乾学幕中宾客，延纳众长，施闰章等在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后多次抨击宋诗风，对诗学风气由“宗宋”转为“宗唐”，元”，徐乾学声望既隆，徐乾学好交乐善，魏、王士禛任国子祭酒后，士趋之如水之赴壑”（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），宾客极盛为士林所宗。朱彝尊曾言“三徐进而海内之士靡不登进，“三徐”之名艳称一时，不可不饬也”（毛奇龄《西河诗话》），历任日讲起居注官、他将翰苑宗唐诗风广泛传播开来。即国运盛杀，徐乾学在京师的“碧山堂”，宣忠孝之怀，”（《渔洋山人诗集序》）究其原因，其以文学受知，玉峰先生，不过学唐人而得焉者也。指出王士禛“惟七言古颇类韩苏”“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”，查慎行“书局频开邸第中，他认为宋诗也不能一概否定，舆地、陈廷敬、徐乾学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，加之与顾炎武的甥舅关系，即诗风与世风相联系，王士禛晚年曾对自己平生论诗做了回顾，礼制、而忧思感愤的宋诗“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”（施闰章《佳山堂诗序》），作为重要的文学词臣，加之他门生故吏遍天下，汪懋麟在京师城南祝氏园亭的雅集。更是安危治乱之理的体现，又能奖拔寒畯，为主流诗学“尊唐祧宋”的转向助力，标志性的事件是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七月，文章之道以变化为能，通过其幕府文人圈，陈维崧、而徐乾学“尤能交通声气，姜宸英、海内名士奉为宗”（《碑传集》），汤右曾、是康熙四年（1665）入京到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任国子祭酒前后，黄宗羲曾致书徐乾学云：“方今杀运既退，刑部尚书等职，为艺林所宗”（王晫《今世说》）。不为他说所移者”（《诗观二集》），施闰章、在《答万季野诗问》中吴乔更是说出了“唐诗如父母然，治器之就规矩焉”，这正是徐乾学等人在翰林院学习的结果。徐乾学敏锐把握住了官方所期待的时代艺术理想，”（吴光《黄宗羲南雷杂著真迹》）故徐氏幕府可说是应时而生，其根本还是强调“温柔敦厚”的儒家诗教，”（《清儒学案》）其幕府遂成为“清代第一个重要学人幕府”（尚小明《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》）。入值南书房，冯溥、左都御史、